今夜，我又拿起这把用了22年的笛子，吹起了22年 前的旧曲。笛声还是清亮悠扬，几乎跟当初买回时的音色一样美。笛子的外观已不如当初那么明亮了。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的伤痕布满笛身。当年我随便用刀片刻上的“一九六一”四个字，却还清晰可见。
这是一把很平凡的笛子，用很普通的竹子制成，也没没有刻上任何装饰性的花纹。长不过14寸（约35公分）， 管子很细。这样一根失去光泽的旧笛子，就是遗失在地上， 也不会有人捡去的。20年来，被我当废物抛掉的东西多的记不清，用过的几根笛子也因音色欠佳或破损太厉害而抛掉了，唯独这把不显眼的旧笛子，却被我当珍品保存下来， 只因为这根短笛是新加坡河畔的一位制笛的老人亲手为我制作的。我跟这位老人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两次的见面，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这样的印象：一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削老人，坐在小凳子上，用干瘪得像枯柴的手握着凿子在竹管上开孔，夕阳的余晖 抹在他的没有血色的脸颊上……
22年前，我还是中正中学高中学生，是校内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员。学的乐器是笛子，但是由于生理上的小缺陷，手指不很灵活，吹笛子只是自娱，还达不到登台表演的水平。平时，我是去凑凑热闹，搞演出时，我就退居幕后当工作人员。那时，我们的乐队所用的乐器，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然而，不时闹货源短缺，供应中断。有一回， 我们正在筹备一次大规模的音乐晚会，华乐队是这次演出的主力，可是乐器却不充足，原有的乐器有好几件不合乎理想，怎么办？要求本地乐器经销商去向中国订货吗？等到新货运到，那是好几个月后的事了，演出也早已经结束了。
记得我和一位同学在某日接近黄昏的时候，骑了脚车从丹绒加东去到新加坡河畔的驳船北码头（北吻基）。那里有一排两层楼的旧屋，正面向着新加坡河，屋后是公路， 公路的另一边就是皇家山。我们是从后门走进这个一人的工作坊，只见一间有半个课室大的房子，地上堆满了粗细不一、削去了青皮的长长的竹管，还有些蛇皮和其他杂乱的用料，墙上挂了很多乐器，但以胡琴为多，连天花板也 吊了一些外观还很粗糙的二胡、三弦等。
奇怪，门开着，人在哪儿呢？我们向屋内喊了两声： “有人在吗？”只听见屋内传来几声咳嗽，一位头发蓬乱如野草，个子矮小又瘦削的老人缓缓地走了出来。看他的样子有50多岁，上身穿一件发黄的背心， 背心上已有好几个小破洞，下身是一件直纹线条的睡裤，那样子使我马上想到了泡咖啡的“头手”。最叫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以及吃力的咳嗽声。他那苍白的脸庞，那紫黑的嘴唇，叫人一望而知，他是有病在身。
我们道明来意后，他用潮州话问我们是哪间学校的学生，要定制乐器做什么。当他听说我们的华乐队要准备演奏时，他用怀疑的眼光望了我们一下，淡淡地说：“你们学 乐器不知有多久，就要……”话只说了个头，就吞回去了。我们当然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但那时我们年少气盛，不仅没有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之心，反觉得这个制乐器的工匠有点老气横秋，多管闲事，而且脾气也有点古怪。
更古怪的还在后头呢！当我们照常例问他制乐器的收 费时，怎料他竟动了肝火：
“谁介绍你们来的？他没有跟你们讲清楚吗？”
被他这么一反问，我们都给弄糊涂了。大概他念在我们是十多岁的小伙子吧，接着口气放缓了说：“我做东西价钱是不一定的，而且要看我的心情，就跟玩音乐一样，心情好，做的东西会好些，心情不好，做的东西就没那么好。不过，好和坏也是差不多的。价钱嘛，拿东西时才来算。”
哗！原来还有这一手，万一他说这些东西是心情特别 好的时候做的，狮子大开口要敲我们一笔，那怎么办？我 们真有点后悔来找这个高深莫测的老头儿。但是已经来 了，也只好碰碰运气了。
“阿伯，要不要放定钱？”
“免！你们三个礼拜后来拿吧！”
“三个礼拜？会不会久了一点？”我说，“我们乐队要赶 着练习用的。”
“手艺的东西哪里可以乱乱来！”他瞪了我一眼说，“我 讲三个礼拜就是三个礼拜！不必多讲的！”
哗！这老头儿好大的口气和脾气，我差一点伸出舌头来。
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刻，22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那深陷于眼窝中的双眼所发出的寒光。三个星期，的确是太长了。我等得实在不耐烦，刚满 两个星期就独自去新加坡河畔找他。
还是夕阳斜照的时分，一道阳光透过长廊，从屋前直 射他的作坊，他仍旧坐在张小凳子上，枯瘦的手握着一根 削得很光滑的竹子，放在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灶上烧。
他见我来了，一时想不起我是谁，正以怀疑的眼光望着我。我马上用生硬的潮州话说：“阿伯，上次我们定做的 笛子和二胡，不知做好了没有？”我知道这老汉火气大，所以态度很恭谦，语气很温和，像是在恳求他。
“哦，不是讲好三个礼拜的吗？还有一个礼拜嘛！”他 略带愠色，瞪了我一眼，又去烧他的竹子。
“咦，这几把笛子是不是我们的？”我指放在一张草席 上的几把发亮的新笛问。
“唔，就是你们的。”
“不是已经做好了吗？不然我先拿几根笛子去。”
“不行！还要再上油，再烧一两次，而且音还没试好， 怎么可以给你拿去！”
“不然，我现在就试试。”“你，你会什么？”显然，他又动了肝火，生气地说：“我玩这种东西几十年，什么是好笛坏笛，我自己做的自己不知道？
“我，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解释，但马上被他打断： “不是，不是什么？我做的东西要是不好，我是不会交给人家用的。”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脸颊热辣辣的，真是 难堪极了。
“后生仔，学音乐要下苦功，做乐器也是要下苦功的！ 东西做不好就交货，我拿你们的钱也会不好意思的。你回去吧，再过一个礼拜，我一定全部做好交给你们的。”他突然用温和的口气说。这时，我才感觉到，在他那冷峻的表情与言谈中，蕴含着对我们年轻人的关怀和爱护，流露了一位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和忠诚。
我带着感激和羞惭的心情，悄悄走出门口，他似乎没 有注意我要离去，一个劲地埋头搞他的手艺。
一个星期后，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取那批制得精巧美观而且音色很好的乐器。我还记得当时是每根笛子收一元，二胡每把多少钱，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拿回学校时， 大家如获至宝，兴奋得很，而且不大相信价钱那么便宜。以后，还有几位同学去找这位老艺人制作乐器，关于 这位老人的身世，却始终是个谜。听人家说，他早年在中 国，是潮剧团的二胡高手，笛子吹得很不错，南来后，仍 在戏班当乐师，不知什么缘故，不再当乐师了，全靠制乐 器维持生活，他似乎没有眷属在新加坡。
我毕业后，生活变迁很大，再也没有到新加坡河畔找 这位老艺人。最近经过那间屋子时，只见整间屋子已人去 楼空，那一列旧楼也将全部拆除。
每当我拿起这把伴随我度过22年岁月，为我倾诉内心的忧伤与欢乐的短笛时，我总是想起那位脸色苍白，头 发蓬乱的制笛的老人。人海茫茫，老人家，您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