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孙清水、薛福顺、王傌忠
(1937 - 24/12/2022)
孙清水：1956年进中正，61年高中毕业。1959-1960民乐会创会会长，笛子手，民乐队指挥。
问：”孙大哥，您是几时开始学习吹笛子的？”
孙：“我在小学就会吹笛子了。我吹笛子，是无师自通。笛子从何来，没 有了记忆。在我家，隔着一条河，有位残疾人笛子吹得很棒，天天长时间的吹，我记着记着就记住了，也偷师了。”
问：“完全是自学。”
孙：“是的，到中一，我还没学会卷舌音。我的笛子卷舌音是在罢课做纠察的夜晚学会的。”
问：“罢课是在那一年？”
孙：“1956年，就是我进中正那一年。”
问：“为什么罢课？”
孙：（笑）“哈哈，忘了。”
问：“当时你们是留在学校过夜？”
孙：“是。晚上还要站岗，放哨。”
问：“站岗的时候，您拿出笛子来吹，就学会了卷舌吹奏法。”
孙：“反复吹奏，反复体验，突然领悟的。”
问：“您几时开始与林哲源合作？”
孙：“在中一那年，哲源和我参加了中正戏剧会‘牛郎织女’的演出，哲源拉二胡我吹笛子。之后，哲源介绍我加入光洋校友会华乐团，那是一支活跃的知名乐团，于是哲源与我情好日密。”
问：“校外的民乐队活动，给您带来什么影响？”
孙： “之后，刘晨钟邀我加入另一支众所周知的华乐团——爱同校友会华乐团，到那时候，我对华乐有了质变的认识，由个人嗜好走向大众，对华乐的热度达到空前，也开始想要认识同好的同学，要大家一起来学习华乐。”
问：“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们是怎么开始行动的？”
孙：“我们从周围的同学物色人选，叶瑞平、王傌忠、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民乐的，薛福顺、曾亚成、罗富贵也在那时候涌现，福顺在校外有参加乐队活动，他已经是个二胡手了。有了这样一个班底之后，才有条件向校方成立乐团的要求。”
问：“几时校方答应了？”
孙：“1959年尾吧！那时我念高中二年级，学校终于给我们组会权，于是，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就此诞生了。林褀源副校长是我的贵人。我在中正当了五年班长，与林副校长常有接触，他很清楚我的为人和办事能力，所以放心让我组织民乐会。也因为当了五年班长，与其他同学的关系很好，人脉不错，由我来组会，同学们都很支持，这有利今后的招生和会务发展。”
问：“校方有什么赞助吗？”
孙：“校方把蒙古包的一间课室给我们作会所，还赞助我们600元购买乐器。当时，普通二胡一把11元，笛子一把1元，在翁振发乐器行可以买到，当然这样的乐器有点简陋，但是，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生乐团，已经很好了。”
问:“作为一个团体，除了演奏技巧的训练和提高，还有繁杂的行政工作，你们怎么配合的？”
孙：“一开始，哲源就与我立法三章，他不管行政，只管教学，所以乐队的排练、合唱团的指挥工作，都归他处理。他技术全面，也很能干，技术层面上的东西都难不倒他。晨钟则是我们俩的好帮手，他两头跑。”
问：“你们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孙：“民乐会是新创立，没有继承的框架，我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怎样找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我虽然不至于废寝忘食，但也常陷入苦思中。”
问：“求才若渴？”
孙：“是，薛福顺、张楚南、李天成、王傌忠、叶瑞平……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他们的潜能和积极性。”
问：“合唱团也与民乐队同时成立吗？”
孙：“民乐队经过三个月的集训，有点模样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划组织合唱团。中正同学一路来歌唱水准不错，有许多好歌手，女声有翁梅霞、林恩爱、郑巧珠；男声有林茂成、冼星扬等，有好歌手的班底，再招一些新生组一个团就容易了。”
问：“民乐会第一次公开演出是几时？在哪里？”
孙：“成立有6个月之后，民乐会就呈献第一次公开演出。那是在学校的一个庆典上，舞台就是篮球场；另一次是受邀到校董高德根先生府上，在他寿宴上表演。”
问：“这些只是热身，还算不上正式演出。”
孙：“经过这两次非正式演出的洗礼之后，我们有了野心，想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常想要办一次正式的，有规模的音乐会。”
问：“那就是1961年在光华学校的演出？”
孙：“是的。”
问：“为什么选择光华学校？”
薛：“应该是康振福校董安排的。当时，光华礼堂的舞台没有布幕，最后也由康振福校董报效。”
孙：“在光华学校那次的音乐会上，我负责致开幕词、指挥民乐队、又与晨钟笛子合奏。哲源则指挥合唱团，我记得还有女声小组、男女声独唱、瑞平的笛子独奏等等。”
薛：“翁梅霞独唱了‘玛依拉’，女声独唱还有郑巧珠；男声独唱有林茂存、冼星扬。”
孙：“我在中正共操办了三次音乐会，第一次在光华学校，第二、第三次在维多利亚剧院。关于第二、三次音乐会的回忆，请傌忠、瑞平、福顺等来讲。”
问：“离开中正，您还有参加其他乐团吗？”
孙：“在1957到1964年间，我有幸先后参加了，本地三个最响当当的乐团成为笛子手。这三个乐队即 光洋校友会民乐队，爱同校友会民乐队， 陶融儒乐社民乐队。这三支乐队在当时享有盛誉，组织最健全，活动力强。1962到1964年间，我受邀到 康乐音乐研究会当乐队指挥。 1964年我在南洋大学深造，就组建了民乐队。 南洋大学学生会与康乐音乐研究会以及各校友会等为南洋大学筹款举办的大型音乐会，莫哲熙担任民乐队指挥，我则担任合唱团指挥。”
问：“从创会到离开学校，民乐会的工作都是您在主导，这段时间的锻炼，对您人生有什么影响？”
孙：“一路来我的性格都比较温和，所以人际关系都很好。那些年的工作，让我学会思考，学会分析问题，有前瞻性，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预感，就意料到。平常的组织工作，搞演出的工作，都很庞杂的，作为领导人，就要学会用人。而且我们的同学都很友爱，感情真挚，很团结。有李天成、张楚南、薛福顺、傌忠、瑞平……这些人组成的班底，再多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 1944 - 26/9/2022 因胰脏癌病逝 ）
薛福顺：1958年进中正，1962年高中毕业，历任民乐会音乐股主任，民乐队二胡小组指挥。
薛：“清水兄1961年毕业，62年参加音乐晚会的演出，是校友回校服务。”
问：“福顺兄当时念高中？”
薛：“我58年进中正，61年刚好碰到改制，33制改成42制。”
问：“所以碰上罢考？”
薛：“是。不过我们的活动照旧进行，演出也没耽误。”
问：“清水兄说您进中正之前就参加校外民乐队？”
薛：“我小学就读于崇正学校，小学5年级就参加了崇正校友会民乐队。”
问：“您玩什么乐器？”
薛：“二胡。所以1962年的音乐晚会，王傌忠、何培輝是前台委员，我则负责音乐股。”
问：“音乐股是做什么的？”
薛：“负责演出节目的研究工作。”
问：“63年民乐会与戏剧会联合演出的文艺晚会，您有参加吗？”
薛：“我负责女声小组的指挥。”
问：“在民乐会那6年的活动，您觉得对于您一个在求学，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有什么影响？”
薛：“因为居住环境，我从小就跟小流氓在一起。小学5年级参加了校友会民乐队，中学6年也在民乐队，音乐就改变了我的生活。音乐可以熏陶一个人的性情，是没错的。离开学校之后，虽然只有短暂的时间在乐团里，不过这一生，音乐还是一直陪伴着我，也让我结交了一些有同样爱好的好友。”
问：“有机会还想跟大家一起拉拉二胡吗？”
薛：“玩玩就可以。”
王傌忠：1958年进中正，1962年高中毕业，1961-1962民乐会会长，民乐队、合唱团指挥。
问：“傌忠兄几时进中正？为什么会参加民乐会？”
王：“我也是58年进中正的，那时正是提倡健康文化艺术活动，反对黄色文化的年代。所以1959年同学们组织了民乐会，我就积极地响应加入乐队。思想感情很单纯，为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又在集体合作精神和崇高的理想，的推动下，虽然面对环境的挑战，面对功课压力，但是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还是积极出席排练。”
问：加入民乐会之前，您有参加过其他的音乐活动吗？
王：我的音乐爱好始于1958年，最初是加入一位李先生指挥的铜乐队，担任吹奏低音喇叭，这乐队是借用光洋中学楼上的阳台练习。
问：这铜乐队并不属于光洋中学？
王：是的。当时李先生另外还负责福建会馆、李氏总会和和炀氏阳荣堂，三间社团的铜乐队。铜乐队通常是在社团宴庆上做助兴表演；社团领导家有丧事，铜乐队也会参与送殡行列的吹奏。
问：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听说您还参加了合唱团？
王：我参加了李豪合唱团。
问：也在光洋中学吗？
王：不是，合唱团是借用光华小学作练习场所，那是一个理想的的地点。个别声部都在个别的课室里练习，大组混声合唱，则到大礼堂去。这种分开练习和集中排练，效果很好。
问：是个别雕琢和整体配合的协调。您的指挥技巧就是在李豪合唱团学到的？
王：就是跟李豪老师学习的。我注意到李老师是如何分别训练四声部的，整体练习时又如何掌握四部混声的整体融合和个别声部的分别突出。
问：当时唱的是那些歌曲？
王：印象深刻的有：黄河大合唱、长恨歌、牧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
除了黄河大合唱，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歌曲都没人唱了。
问：“61、62年您是民乐会会长？”
王：“是，副会长是张楚南。”
问：“身为会长，又是前台委员，搞那么一台演出，是不是很沉重的负担？”
王：“我们都有集体主义精神，大家分工合作努力把工作做好。我那时的团队就有张楚南、何培輝、曾美玉、陈秀环、张锦招、谢太生、薛福顺、李天成、黄建光和陈国才等一批人。众志成城，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
问：“离开学校后有参加乐团吗？”
王：“我参加了康乐音乐研究会民乐队，担任团长的职务，同时也担任合唱团指挥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献了几场演出；1963年，作为回校校友，我我担任百人合唱团的指挥，参加了民乐会与戏剧会在维多利亚联合举行的，为礼堂筹款的《文艺晚会》演出。”
问：“1970年康乐被封以后，您还有继续您的音乐活动吗？”
王：“没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都没有接触音乐活动。”
问：“2015年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音乐晚会’，您还担任了合唱团指挥。不忘初心，是您复出的原因吗？”
王：“2013年，音乐人蔡培强先生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队员都掌握演唱技巧的歌咏队，邀我担任指挥，配合他的编曲录制音乐光碟。2014年，歌咏队配合诗人槐华策划的《从铜锣到曼陀铃》音乐晚会演出，顺其自然地我就担任了音乐晚会合唱团指挥。”
问：“槐华以前是中正的老师。”
王：“是，他就是鄞国祺老师。就像您所说的：我复出了。2015年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音乐晚会是我跟鄞老师的第二次合作。”
问：“我也观赏了，观众的反应很好，两场都爆满。那两场音乐晚会的合唱团团员有我们民乐会的同学？”
王：“是啊，黄美贵和蓝钦然都是民乐会合唱团团员，在那两场音乐会上表现不错，他们都有独自担纲独唱节目。”
问：“听说民乐会老同学，现在有些人还聚在一起玩乐器。您是不是也想搞个合唱团，让‘老声’们再歌声嘹亮？”
王：“这是不错的构想。好的歌曲对每个人的身心和感情寄托有积极的影响，可以恢复年轻活力，对大家的健康也有很大的益处，虽然大家的年岁已大，如果同学们还可以歌声嘹亮，绝对是好事。我建议这本纪念特刊发布时，顺便搞个音乐会，一定可以吸引老同学再相聚的愿望。”
谢谢三位老大哥给我们提供的历史回忆。
（这篇稿以清水兄的回忆片段作蓝本，再加上与福顺兄、傌忠兄的交谈，交织而成，希望通过这些对谈，能唤起大家的记忆，能留下一个历史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