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媛（现为中国第一夫人）
于1978年5月在中艺民族乐团团所练习
我的音乐道路
洪南成
1963年进入中正总校就读，平日下课之余或是星期六，经常听到从湖畔远处传来悦耳动听的丝竹声，后来才发现那美妙的乐声是来自“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我当时还不是民乐会成员，经常在会所外聆听他们奏乐，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不知名的队员以非常纯熟的技法演奏板胡、二胡及笛子等乐器，非常羡慕他们，心想要是有一天能加入乐队参与合奏，该是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
从小我就对音乐非常感兴趣，常扭开收音机收听民乐民歌、时代曲及地方戏曲等；也经常去看街戏，深深地被那些旋律简单、却非常有韵味的地方戏曲音乐吸引着。再加上我住的小镇，有一间咖啡店，一到夜里，就有几个民间乐手聚在一起，奏起板胡、椰胡、月琴及笛子等乐器，他们奏的都是闽南传统音乐，偶尔他们也唱起福建小调来，非常悦耳动听，耳闻目染的，这些小曲也深深地烙入我心里。
因对音乐的喜好，开始时买了个口琴，按照书中的说明，学会吹奏一些简单的乐曲。后来也买了一支笛子，跟随一个会吹笛子的邻居学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吹奏法后，渐渐地也会吹奏一些简单的旋律了。
自从进入中正中学后，一个梦想就是期望有一天能加入民乐队参加演奏，原本希望能当个笛子手，但由于笛子手名额有限，加上我的笛子水平不高，就改学二胡，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否有参加二胡班之类的课程，但记忆很深刻的是当时的几位二胡高手如：薛福顺、卢连胜及罗福贵（已故）等人，经常在放学后，在课室里，拉奏刘天华的二胡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等，有时他们之中偶尔也会拉拉小提琴。他们的演奏深深地吸引了我，更加触动了埋藏在我内心对学习华乐的炽热之心，我也从他们的演奏中学习到一些演奏方法。之后，我不懈地勤学苦练，为自己立下每一天必须至少练习一个小时的规定，刘天华的练习曲和独奏曲，成为我每天的必练曲。
加入民乐队后，担任二胡声部演奏。过了不久，民乐队指挥叶瑞平说乐队缺少了大革胡声部，建议我学大提琴以弥补这个空缺。其实当时我十分不愿意，总觉得这乐器太笨重，携带十分不方便，而且演奏声部非常单调。最后，考虑了乐队的需要，还是接受下来了。
他后来介绍了大提琴老师连荣史先生给我认识，连老师了解到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坚持不收取我的学费，义务教导了我一年，他是为我打下稳固基础的大提琴启蒙老师，也是我音乐生涯中的恩师。
参加民乐会，丰富了我的音乐生活，印象最为深刻，也是最令我难忘的是：民乐队于1965年 参与新加坡华校总会为筹募教师福利基金，在当时的国家剧场举行为期4天的演出，记得那巨型舞台是圆形的，同时也可转动；出场前，先排好队形坐定，待前面的节目演完，即转动舞台，幕开后便可表演，节省了许多时间。
1966年，中正民乐会积极筹备音乐会演出，却突然遭受解散而取消。我们的队友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感到震惊，民乐会的活动到此画上了句号，大家都为此后不能在一起奏乐而感到万分惋惜和难过。
大约在1967年，音乐老师丁道津先生找我，他知道我是民乐队的负责人之一，说黄芳奎校长找我要商谈有关重组民乐队事宜。后来，见了校长，他问我是否有意召集旧队员，以重组民乐队，我随便找个借口答说现在想专注于学业，不想再搞乐队，黄校长甚为明理，听后也不再坚持。
其实参加民乐队有苦有乐，在1966年遭解散后，大家都曾尝试在校外物色练习场所，保留原有的队伍，以延续民乐队的音乐生命；后来找到了临时的练习场地，经过好多次的练习后，面对内外种种的因素，不能继续支撑下去，最终还是散了。我们这些热爱民乐的队友们，有的抱着音乐梦想继续前进，难能可贵；有的则半途而废，实为可惜。
我怀着对民乐的热诚以及对音乐的执著，师从连老师约一年后，为了提高大提琴演奏技巧，转而向当时在本地极富盛名的大提琴老师傅金洪学习，经过数载的刻苦勤练，终于在1974年考获皇家音乐学院第八级大提琴演奏文凭。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Violoncello
Playing Grade 8 ）
这之外，也不断自修西洋音乐理论课程，并向已故梁荣平老师学习作曲、编曲、和声及音乐理论，在1973年考获皇家音乐学院第八级音乐理论文凭。( Theory Of Music Grade 8 )
从学华族乐器到大提琴演奏，当中又学习了一些西洋音乐理论，这可说是中西音乐并蓄，相辅相承，扩大了我的音乐视野；除了细听许多民乐外，同时也欣赏了很多西洋古典音乐，以充实自己，进一步提高我的音乐修养，吸取了中西音乐的滋养，对以后在处理音乐和编曲上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学习中西乐器，可取长补短，难怪现在很多华乐学习者，除了学习华族乐器外，也得兼通一、两种西洋乐器，以取得融会贯通之效。
1973年，我与华乐前辈连荣史、张炳照及高志强（已故）等人发起组织中艺民族乐团，我是该乐团三位指挥之一。从1973年担任该团指挥至1987年乐团解散为止，前后15年。
(如欲进一步了解中艺民族乐团的成立、发展过程，可点击文末的博客网址）
组织乐团并不简单，当中道路曲折崎岖，得面对内外重重困难和挑战，不是一般局外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从1973年到1987年期间，在对外的演出中，除了负责乐团演出指挥工作外，也担任乐团里的大提琴演奏任务、二胡齐奏、领奏。也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二胡独奏节目，曲目计有豫北叙事曲、湘江乐、江河水及春诗等。此外也为乐团进行记谱、编谱。乐团一些合唱、独唱的小组伴奏谱大部分都是我负责编写或重编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些中正民乐会队员离校后，也加入了中艺民族乐团，他们秉承着中正民乐会过去热爱民乐的热忱，为该团增加不少活力和光彩。他们是：陈育章、戚兆铭、林亚历、蔡基旭、陈向新、纪文德和黄元章等人。
1974年承蒙教育学院讲师已故梁荣平先生错爱，推荐我到国家初级学院担任国初华乐团的指挥，主要的演出是每年学院的院庆及参加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比赛。后来又受邀指挥国大华乐团指挥工作，由于平日教学工作繁重，压力极大，到了1980年因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退出国初和国大华乐团的 指挥工作。当时担任国初和国大指挥是有领取车马费津贴的，而对中艺民族乐团的付出则分文未取，本可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但是经过一番挣扎和深思熟虑后，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中艺民族乐团，这到底是我们辛苦经营、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乐团。
在国初华乐团担任指挥期间，许多学生在我的邀请下，参加了中艺民族乐团，他们的加入，使到乐团阵容更加强大，水准提高了不少。因此在1978年至1986年之间，先后呈献了好几场较具规模的对外演出，演出曲目不乏有像东海渔歌、江南春、河北花梆子等难度较高的乐曲。我也不时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华乐演奏”节目。
中艺民族乐团在1978年成立了附属的歌咏队，此后也成立了民乐伴奏小组，专为歌咏队的合唱、独唱、重唱伴奏，这伴奏小组累积了丰富的伴奏经验，民歌配上民乐，相得益彰，是当时乐坛上少有的组合。民歌用民乐伴奏的歌唱节目也陆续在音乐会上亮相。
我们在星市音乐会已故会长陈木锡先生的推荐下，中艺民族乐团伴奏小组受邀为他们主要以民歌为主的独唱、重唱伴奏：
1、1984年青春的旋律（共13首歌曲）
2、1985年的新港歌声演唱会（共7首歌曲）
我担任以上两次演出的伴奏小组领队。
经过这两次的合作关系，已故星市会长陈木锡先生对伴奏小组团员之间的友善合群，以及我们对音乐工作的认真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星市音乐会继续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以进一步促进新、中两国音乐工作者的交流，特假新加坡大会堂举行"星华之声音乐晚会”。晚会从5月15日至5月17日为期3晚，中艺民族乐团再次荣幸受邀协助兼任音乐晚会伴奏，我担任伴奏小组的指挥。这是我国还未与中国建交之前的一项民间音乐交流，当时这些著名的青年歌唱家，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奖赛的得奖者，他们是：彭丽媛（现为中国第一夫人）、傅祖光、王静、杜萍与马太萱，他们主要是以演唱中国民歌为主，我国歌唱家陈木锡先生是这个音乐会的赞助人，他也参与演唱。
作为一个业余的伴奏小组，要为这些专业的歌唱家们伴奏，是空前所未有的一项大挑战，开始时难免会有些担心，当时确实倍感压力。但在团员们不懈的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成功完成了演出。这次的青年歌唱家高度演唱水平和精湛的演绎，深获好评，伴奏与歌唱家之间的默契，也获得赞赏。
与这些专业的青年歌唱家交往中，他们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高傲态度，而是友善、诚挚和谦虚，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对我们这个业余伴奏小组，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说在他们国内很少乐团是业余的，都是专业的。他们对我们在积极推动民乐所做的努力，不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这些青年歌唱家在逗留我国期间，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充当他们的导游，带他们到处游览、购物，或驱车或乘坐地铁，到著名景点、南洋大学等处观光、也带他们到小贩中心品尝本地美食。他们之中也有想了解我国一般老百姓平日生活的情况和居住环境，有些还上门家访作客，他们到组屋区、街边小贩、庙宇等处游逛。他们对我国良好的治安、干净、美丽，赞不绝口。
在星华之声演出之后，乐队与歌队之间的理念分叉，中艺民族乐团终于在1987年12月宣告解散，由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后续事务，团员也各自分散。此后，我着重于照顾家庭与工作，从此不再搞乐队活动了。
这些青年歌唱家们回国后，都不时与他们有书信往来。以下是当年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寄来的两封信中的节录：
“在新加坡期间，与您们中艺民族乐团的先生女士们的合作，终生难忘！”
“请向您们中艺民乐团的全体团员们道谢，问安。欢迎您们来北京观光！”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知道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对我们伴奏小组的感激之情，流露无遗。
1990年5月彭丽媛在北京举行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她希望我和太太能够拨冗出席观赏她的毕业音乐会，由于我拿不到事假，结果不能成行。过后她还是真诚地写信邀请我们去北京观光。
真是盛情难却，为了实现北京之行，我们约定1990年6月初在福州与她会合，在福州住了一天，隔日乘火车直达北京。路途虽遥远，但一路上可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色，加上软卧座位也挺舒适的，两天两夜的行程，很快就抵达北京了。
到了北京就住在她安排的住所里，她热情地招待我们，也会见了她的家人，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游览了北京长城、紫禁城、天坛等名胜，也参观了她在中央电视台的录音实况，也去听了一场她有参与演唱，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之夏---百日迎亚运（义演）大型演唱会。
后来随着她的夫婿习近平先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们便逐渐减少与她通讯。
2015年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同第一夫人彭丽媛到访新加坡，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驻新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肖江华先生 联系了我，说是彭丽媛教授这次来访，有意想和28年前为她伴奏的乐手们见面茶叙。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令我们感到兴奋万分。在通过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后，在团员们高度的保密下，在11月7日早上十时，我和太太及十一个团员共13人，在瑞吉酒店，经过严格的安检后，终于会见当年是我们的音乐朋友，事隔二十八年后，今天的她却是地位非常崇高的中国第一夫人，做梦也没想到，她居然会与我们见面叙旧，为时约四十分钟。
在茶叙中，她亲切地了解我们的近况，关心我们是否继续搞音乐，大家都毫不拘束的交流；她不断地嘱咐我们要把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传承下去，并积极地去推动和发扬光大。在充满欢乐气氛的会面叙旧过后，她与我们团员们拍了一张集体照留念。
这次的聚会，我们能有这么珍贵难得的机会与中国第一夫人会面叙旧，都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难忘。
随着岁月逝去，我已步入老年，已不再搞音乐活动了，但对音乐的兴趣始终如一，闲暇之余经常欣赏各类音乐，觉得这是一种人生享受，它成为我退休后生活中的一部分。走在这音乐的道路上，回顾一下，几十年一晃而过，虽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民乐活动上，自认做了些许自己志愿做的事，也感到心满意足了。“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中正民乐会是我的音乐摇篮，孕育着我的成长，给予我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动力。那已消失的湖畔丝竹乐声，以及那美丽的湖畔景色，这些难以忘怀美好记忆，依然不时缭绕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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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兴趣了解一下《中艺民族乐团》的团史和过去的点点滴滴，可点击上方的博客网址。
（ 洪南成 Ang Lam S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