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七年，走过了半个世纪
记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
叶汉源 （前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副主席）
2018年1月18日坐落于直落亚逸区的燕阁酒楼见证了一次不寻常的聚会，阔别半个世纪的50多名校友聚集一堂，共同的经历很快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交谈中得悉大家的近况，不禁想起不久前读过的杜甫的一首诗《赠卫八处士》：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儿女有否忽成行笔者可不知道，但是酒楼厢房一踏入就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同时也夹杂许多未知数。赴宴者都是60年代活跃于中正民间音乐会的成员，环视一周，正是“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大家久别重逢，百感交集，话头太多太多，可是又不知应该从何说起。
这次的相聚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中正中学民间民乐会来个集体回忆，为出版纪念特刊而收集资料，这本书就是大家通力合作、辛勤付出的结晶。
客观与主观因素
话还得从中正民间音乐会于1959年成立说起，当时成立的客观因素可说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正中学（包括分校）自创建以来，掌校者一直重视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倡导。庄竹林校长早在1954年中正中学的音乐演奏会特刊里赠言：“溯自本校1939年创办以来，对于戏剧、音乐、美术三者均视为与本校教育及青年修养有密切之关系，故无论课内课外，悉力予提倡。战前创校三年间。。。中正中学合唱团，颇能活跃于一时；而戏剧及美术之多次表现，亦能博得社会人士好评，致以我校战前合唱团团员于音乐界能居相当地位者，亦无非战前合唱团孕育培植之功也。”中正学生会能享誉星马两地，这与校方的鼎力扶持，学生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
中正戏剧会于1947年成立，中正美术研究会于1953的成立，中正音乐会的成立应属迟早问题。虽然中正民间音乐会直至1959年才正式成立，但是音乐研究很早就是中正中学历史最悠久的课外活动之一，学校创办的第二年秋季（1940年）就有中正合唱团演出的纪录；早在1955年，中正中学合唱团已经为筹募礼堂基金举办音乐会，而学校的历届音乐导师，如施育艺、田鸣恩、李豪、简继平、丁道津等还是当时新加坡颇具声誉的音乐人才。
除了中正校内之外，1950年代校外的团体活动也为民乐会的成立提供人员和技术条件，当时的民间团体，如爱同校友会、光洋校友会、陶融儒乐社、康乐音乐研究会等民间组织经已积极开展音乐活动，这些组织大大地推动了本地音乐艺术的逐步发展，中正民乐会的创办人林哲源和孙清水等就是活跃于这些组织的乐队，从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其他创会成员还包括叶瑞平、王傌忠、薛福顺等。
从无到有
民乐会的会员活动仅有短短七年(1959-1966)， 这本书所叙述的和记忆的就是这几年内的活动情况和细节点滴，同学们发轫时所面对的困难不只是音乐知识的不足，而且还有音乐器材的欠缺，读一读孙清水，叶瑞平和王傌忠的文章就可窥见一斑。瑞平同学写道：“五六十年代热爱民乐的年轻人，对中国来的民族乐器的认识不高，音准如何，结构好不好，都没有老师可以求教和指导；只有民间艺人，根据他们师父口传来识别好环，音准也根据地方戏曲为标准，所以对初入门学民乐的人，没有很明确学习方向。”
尽管如此，大家对音乐的热情与执着一次有一次地克服技术和人员上所面对的困难。所幸的是，学校当局给予鼓励，还在起步时拨款充当购买乐器的费用。民乐会成立隔年直至其被封闭为止，几乎每年都有汇报演出；1963年后连续三年，更与中正戏剧会合作，为筹募礼堂基金兼庆祝校庆举行文艺晚会，获得校方、在籍学生及各界人士的普遍肯定和赞赏。
当时的黄芳奎校长在1963年文艺晚会特刊的刊首语语重心长地言表：“…我们深切理解到所谓教育，问题不会太简单，应该是一项锻炼体格、发扬理性、端正 心术、净化灵魂的艰苦历程。为了达到这目标，正课显然有所不济，需要文娱来辅助，使到这些年青伙子，肌肉发达、精神畅旺、头脑清醒、气概轩昂。”他还说：“本校开创以来，对于正当的课外活动，特别重视，各式各样，多彩多姿，往年分别在外公演或展览。“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黄校长用的字眼是”正当的课外活动“，我们就是把正当的课外活动作为充实学校生活的重要部分，才获得在校学生的积极参与。
这里顺便指出，中正中学创校40周年时出版了由谢添顺校长充当顾问的纪念特刊，刊内介绍学校的音乐活动概况时是如此一笔带过：“1958年由音乐主任连江秋师组织华乐队，同学热烈响应，唯未几学校发生波折而自动停顿。转眼十年，与68年，再组织华乐队及口风琴队…”中正民乐会的创立与7年的活动只字未提，似乎58年至68年期间学校的音乐活动完全意兴阑珊、万籁寂静，这不得让人思索，如此诠释这段时期学校的音乐活动是否是一种想以魔棒的神力甩掉同学们的历史记忆，或是一种隐约的意识形态在作祟？
活动意义
其实，民乐会每年的观摩都包含确切的目标，除了礼堂基金、发扬爱校精神外，其宗旨均涵盖下列几个意义：1）充实课余生活，提高办事能力；2）参与集体活动，学会待人处事；3）推广健康文艺，打击黄色文化。这些宗旨现在听起来似乎有夸夸其谈、高不可攀之嫌，其实如果环视今日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我们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感触。
我们当年的活动虽然有时忙得四处奔波、筋疲力尽；然而，我们无时都在学会如何加强学员的组织能力、学会如何兼顾会务与学业、解决工作难题、处理人际关系、调节成员之间的矛盾，为以后职业或事业的网络建立提供自然的培训机缘。反观今天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缺乏基本礼貌和谦让的概念，强调我行我素的处事观点，这跟缺少接触健康的集体生活肯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肯定，集体生活所学到的人生哲理很大程度要超越唱歌或弹奏实践中所获得的理论和知识。
上世纪50和60年代是星马社会动荡的年代，进步学生除了积极参与集体生活，还大力抵制殖民统治下泛滥的黄色文化。什么是黄色文化？什么是健康文化？当时虽然是一种笼统的概念，但是什么是殖民统治文化，什么是新兴民族文化，凡关注时事者都有能力辨别厘清。
民乐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应该是62-65年，当时在东南亚旧势力与新势力的抗衡中，一般进步力量都看好中国这新兴的共和国，其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多为健康文化。很自然的，民乐会所选唱的歌曲或选奏的乐曲绝大多数源自中国，歌曲包括《玛依拉》、《葡萄成熟了》、《送我一支玫瑰花》、《让我们荡起双桨》；乐曲包括《瑶族舞曲》、<金蛇狂舞》、《霸王鞭》等等。
西洋乐曲有没有呢？当然也有，源自西方社会的民族歌曲和经典音乐大有人唱，大有人奏，当时大家喜闻乐听的如《霍拉舞曲》和《Santa
Lucia》就是一些例子。不论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这些不朽的歌乐至今仍然回旋在我们的脑海里，一听到什么地方传来这些曲目，我们自然会感受共鸣，把思路带回那青涩年华的日子。
1962年民乐会假维多利亚剧院举行的音乐晚会是我会唯一独办的大型音乐晚会，而为晚会出版的特刊也是我会独一无二、极其珍贵的纯音乐晚会特刊。
为何说是非常珍贵呢？首先是刊内的演出职员表，民乐队队员名表及合唱团团员名表，它们让大家可以如数家珍地一一点勾自己认识的名字，回忆昔日、重温情谊；其次是刊内的节目表，由于那是一次纯音乐晚会，所列下的17个项目为我们了解当时民乐会的实力和潜力提供很好的参考资料：我们唱的和奏的是哪一类曲目；我会成员拥有的的是哪一些乐器；我们当中有能力独唱独奏的又是哪一些人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讯息。
理论知识
“任何一部音乐作品中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是经过作曲家精心思考创作出来的，这些声音在自然界是可以找到，但是没有经过艺术家们别出心裁创作与组合，是不能成为音乐的。所以，无论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还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交响乐，都渗透着作者的创作思维。随便涂抹的线条和色彩不是绘画，任意堆砌的语言文字不是文学，同样，杂乱无章的声音也不是音乐。构成音乐意象的声音，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的音乐，包括旋律、节奏、调式、和声、复调、曲式等要素，总称为音乐语言。没有创造性的因素，任何声音都不可能变成为音乐。”（摘自网络文章《音乐的起源与由来》）
1963年中正中学的毕业特刊有一篇署名雪玉的文章《音乐漫谈》，比较音乐和其它艺术，如文学、戏剧、电影等的区别，同时也提出音乐欣赏所应该懂得的基本知识。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通常在听音乐时，往往会犯上这样的一种毛病，那就是只听听它的旋律美不美，爽快不爽快或滑稽不滑稽，而不顾其内容为何？这种对旋律的要求，是一种唯美的审美观。许多人对于音乐的内容、感情、和声、节奏通常至于一旁；这种观念，至今还是严重地存在。。。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或爱好者，应该尽量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和欣赏水平。”
可见，同学们当时对于音乐的认知和理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探讨，不满意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民乐会起步时也责无旁贷，负责人曾经下过功夫，开办乐理班，普及和提高成员的理论知识和水准，至于成效如何，笔者认为没有必要过于在意，最重要是大家有意提升成员之间的音乐水准。
60年代的社会百业待兴，物质条件还相对匮乏，要筹办一个民间音乐团体并不那么容易，读一读师兄师姐们所写的故事点滴，或许会令我们不禁莞尔，嗤嗤称奇。原来我们当时的条件是那么的恶劣，除了工具不齐全外，连像样的曲谱和乐谱都没有，更谈不上系统性的音乐理论教育。现在一上网就可解决的难题，当时则不然，总得有人守在录音机前一字一音地抄录，要从繁杂的乐器中识别每一种乐器的音符和节拍，这个工程的挑战性不亚于考取任何中学文凭。
学友如王傌忠和叶瑞平在这领域确确实实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抄谱记谱成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然而，也就在那样的环境下，民乐会从1959年起，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华乐队、合唱团、口琴队、女声合唱小组、童声/少声合唱团等等，并每年成功举办观摩演出，感染了校内的师生众多。
砥砺前行
民乐会历年所取得的成绩不外与其它学生会的存在和活动息息相关，它们都为本地的艺术天地培养许多优秀的人才。民乐会和戏剧会为礼堂基金筹款，1962-65年联手三年举办文艺晚会，参与人数更是空前庞大；美术会和科学会也从旁协助，解决技术上所面对的问题。
当时中正中学的教师很多对学生会的活动也给予切身的关心和督导。 刘世朝是我们中正很受人尊敬的报人、诗人和教师。他在二次大战后在星洲日报社担任国际新闻和文艺副刊编辑，五十年代中，他任教于中正中学。他极关心华文教育的发展，也很注重学生的课外修养；他善于用诗词的形式，对学校内的学生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
六十年代初期，刘老师为中正毕业特刊写了七绝五首，将校内课外活动，如美展、象棋比赛、水上运动谱成诗句，其中有一首题为《民乐会演奏》，读起来似乎是刘老师听了《东海渔歌》或《金蛇狂舞》后欣然下笔，似乎要同学们鞭策自己，更上一层楼：
金铁无端忽争鸣，
秋星飞动看纵横。
夜潮拍岸腾腥气，
疑有蛟龙陆上行。
民乐会的华乐队可说是六十年代本地乐坛的佼佼者，校级比赛曾经斩将过关、夺冠凯旋，如果没有当事者的叙述，相信很少人知道曾经那滥觞时期，几乎每一位队员都是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地牵手蹒跚。
笔者听说，有些甚至自学六个月后就上台演奏，边演边学，那是当年的“应急措施”，在缺乏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制造条件。
陈源盛学友称，
“学习二胡的学员非常争气，在几个月的积极训练后，就上台演出了。整齐的弓法，娴熟的演奏技巧，使人难于相信他们只是学习几个月二胡的新手。”
如今不管是音乐专修，或其它艺术领域的专修，学员学习的指导、器材和实施已经样样具备，借助数码科技，借助专业导师，不能与昔日相比。不过没有当年的默默耕耘，哪会有今天的丰收硕果呢？
遇上两会演出前如火如荼的彩排时，中正湖畔更是各种声响声量的协奏曲，有录音的、有乐器的、有人为的；湖边树下有画布景的、钉道具的、制效果的，不谙中正的外人还可能错认学府为一所音乐学院，殊不知里头的耕耘者很多还是不到十六、七岁的青年学子，靠的是一股热情和信念。
除了课余后的忙碌外，“周末加班”也司空见惯，通夜赶工也不乏其人。笔者也曾经为赶制演出道具在校园熬过夜，忙活间躺在草地仰望天际，似乎苍穹撒满无数抖擞的星球，当时只觉得胸襟舒坦、心旷神怡，后来才学到“浪漫”这两个字的意思，的确挺有意思。
不过，学员们也懂得自我调解，工作要有工作的乐趣，耕耘也要懂得休息，彩排后学员一般会安排集体游戏，让大家精神松懈后，才兴致而归；因此，文娱活动成了莘莘学子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让学校生活更加充实。
本土化
新加坡社会乃由移民组成，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修养和思想教育很大程度源自宗主国。就以华乐为例，新加坡开埠早期的华乐小组都是来自宗乡会馆的戏曲表演，成员绝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移民。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年轻一代渐渐对华族音乐发生兴趣，民间团体和学校也开始组织乐队。虽然当时演奏的曲目都是来自外地，但一般市民都还能接受。
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成立后，所表演的绝大多数节目也是外来曲目；但是，如何把引进的音乐“本土化”已经是大家开始关注的课题。上述的1962年出版的音乐晚会的特刊里，就有两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发展本邦的歌剧》及《略谈本邦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在此列举篇章的几段论述：
1.
“谈到本邦歌剧的发展，大家会不禁地摇头感叹，表示悲观。是的，本邦的歌剧发展是很贫乏的，而且搜尽所有歌剧作品也仅有一个《渔家之歌》。本邦正派的现实主义音乐工作者应加倍努力，钻研学习和掌握这门创作技巧，克服各种在创作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大胆地尝试和大量地创作出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歌剧作品来。”
2. “民族管弦乐将不会只限于演奏华族乐器，在将来可能本邦的作曲家在作曲上要参入西洋乐器或者其他兄弟民族的乐器，如马来民族的乐器或是印度民族的乐器。”
3. “民乐虽然真正的发展只不过是近六、七年的历史，但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它不止在新加坡不断地在发展，马来亚联合邦、砂劳越也都有民乐的踪影了，相信它的发展是有前途的。”
文字间所作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付诸事实，经过参与者，其中包括中正校友郑朝吉、洪南成、王傌忠、林亚历等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成就卓荦，华乐已经纳入本地文化艺术的主流；本地或东南亚的音乐工作者不仅善于融合东方与西方不同乐器的优点，同时也会编写曲目，反映不同种族文化的特色与精髓，使音乐创作更接地气、更脍炙人口。
继续贡献
民间音乐要如何发展才能给自己打开一条活路，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议论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 可惜的是，民乐会正要步入成熟的发展阶段的当儿，外来的政治因素使之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
校方于1966年下令禁止所有学生会的正常活动，中正两会不得不取消正在积极筹备的第四次联合演出；之后，热爱音乐的我会成员深受压抑，只好向它处发展：有的自我提升，有的参加校外组织，有的自行组织音乐小组，有的出国深造，为新加坡的音乐天地造就不少人才并为培养后辈的音乐人做出骄人的贡献。
他们当中当过乐队指挥、乐队负责人或音乐教师的有好几位是当时中正民乐会的活动成员， 包括林哲源、孙清水、叶瑞平、莫泽熙、郑朝吉、洪南成、林亚历、叶秋月、沈星扬等等。
此摘录驰骋本地乐坛的林亚历的一段话：在中正民乐会的音乐学习，是依靠同学间的互相激励，激发出对音乐无比的热情和坚韧，乐趣无穷，是一种很享受的学习经验，对音乐的掌握，有瑞平、哲源和高班同学的指导，也有同学间的相互分享，跟自己的勤学和领悟能力；我还记得瑞平为我们乐团团员上理论课，用的是一本叫“音乐通论,”的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是用心良苦了。而海外的学习，则让我对音乐的掌握更加系统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请参阅本书刊载由邹文学，杜国俊及陈源盛执笔的访谈纪录。）
本书里的回忆短文更能感受一般成员朴素的情感，读一读林关浩热情洋溢的《忘不了的笑貌和声音》；洪南成的《从民乐会到我的音乐活动》，听他如何讲述他和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音乐交情；林源盛的《从童声到少声》，咀嚼他的详尽记忆，还有其他学员的文章，从中必能撩起当年中正湖畔纯洁无邪的音乐情结，共享木麻黄树荫下所孕育的夯实的友谊情怀。
正如洪南成学友所总结的那一段， “中正民乐会是我的音乐摇篮，孕育着我的成长，给予我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动力。那已消失的湖畔丝竹乐声，以及那美丽的湖畔景色，这些难以忘怀美好记忆，依然不时 缭绕在我的脑海里。”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笑容泪水，今日鹤发童颜，中正校友仍以不同的形式寻机相聚，尤其是年关时段。中正校友聚会时总是会穿插余兴节目，不是演出小品、朗诵诗歌、乐器独奏，就是引亢高歌；而唱歌是最普遍、最受欢迎的表演形式，只要有歌词就可上台。校友当中高手如云，其中许多如篮钦然、黄米贵、江惠莲等同学根本不需歌词，歌曲可顺手拈来。
